2、你刚到一个新单位，你的同事有急事离开，留下工作没有完成，领导安排你接手遗留下来的工作，你会怎么做？
3、2011年10月13日，2岁的小悦悦（本名王悦）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，7分钟内，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，漠然而去，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，对此现象，你怎么看？
小悦悦事件反应的本质
1.道德的滑坡、人性的冷漠：佛山那18个人的冷漠，以及肇事司机的逃逸，就是中国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真实细节，它度量出了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线的“最低值”。
相关事件：中国社会的道德骨架确有折断处，互联网关于“自己若在现场会不会出手相救”的调查显示，仅有88%的投票者表示“会”。这样的回答率应当是100%，但非常遗憾，我们没法“及格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佛山的撞人现场，施救与拒绝施救的真实比例是颠倒的1：18。
2. 道德的滑坡、人性的冷漠折射出在社会转型期（或者在城市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现代化、国际化进程中）出现了问题：
一是外来人口多，构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相互之间存在隔膜；
二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被栽赃，南京彭宇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典型，法院没有维护助人者，相反让英雄流泪又流血，做好事没有保障，所以从“利己”角度来讲，正义由外而内的受到压制：不是我们不想做，而是我们想做不敢做。这也体现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，情、理、法三者的冲突，以及法制和法治之间还存在必要的衔接，尤其在彭宇案中法官不是根据实事来断案，而是按照主观常识推断来断案，这些都造成正义的伸张失去了必要的土壤；
制度上应该有一个保障，像撒玛利亚人，有撒玛利亚法，也叫好心人法，比如美国、欧洲都有这样类似的，它规定：如果路人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是善意的救助，而且你救助不是为了你个人的利益，你可以从这个事情上面去免责。而且从证据法上来讲，如果你要涉及到诉讼这个案子，这种行为本身是不能作为证据来用的，法院会排除掉。
3.信仰的缺失，文化的缺失：缺少普世的关怀；
中国的价值体系从孔夫子来说，那就是我爱人，但是我爱的是我的亲人，在这种情况下虚拟呀，一看这小孩不是我的亲人，那我可能不救。但如果是自己的小孩、自己的外孙女肯定会救，或者邻居、同事的孩子也会救，但一看是外地的，如日本的可能就不会救，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差距哲学，随着距离远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
假如说倒回30年前，我们讲阶级论，你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。他是阶级敌人我就不能去救他，那么他是阶级兄弟我要救他，但是你要说西方来说，他是个基督教徒，基督教说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。人人平等，大伙儿都是兄弟姐妹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都去救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折射了我们道德体系相对的一个缺陷——文化缺陷：就是对陌生人缺失一个普世的关怀。
那么说明什么呢，说明我们的价值体系应该转型，我们不能有阶级论，我们也不能是好人坏人论，也不能是亲人论，而是说我们要普世了，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像上帝一样说的，我们都要去爱他。这时候他见到这个人，他觉得我不爱他，我不救他，那是我内疚的，是很愧疚的，这时候我肯定去救。
社会上是有一些热心的人的，应该允许他们以社会公益组织的名义，去倡导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。
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美丽的东西在里面，“512”大地震的时候，很少有朋友没有流过眼泪，至少没有朋友没有感到过悲伤，说明人性的美丽它是深藏于人心之非常深的地方。平时它被市场经济的大潮，被利欲熏心的这种欲望所裹住了，你要千呼万唤始出来。但是人性的美丽永远是深藏于人心深处的。
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，一个有利于人性成长的环境。拆掉冷漠的祭坛。你有光明，中国就不会黑暗。
建立一套符合现代文明的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新的价值观：八荣八耻为核心的荣辱观。
4.社会公共服务的不完善：
父母可能忙，没有时间（或者不可能每时每刻）来照顾孩子，这时孩子出现问题我们可能要说父母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责任，但我们相比较香港，哪怕一个很小很烂的社区，都会设立专门的中心，帮你照看小朋友，它就是这方面比较完善，从社会到个人大家一块儿有这种意识。都有这样一些设施，可我们这里没有。
5.社会的信任危机：
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“货币本位”的社会秩序。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，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，破坏了国家与社会、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。但事实上，健全社会的信任（信用）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。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（信用）的“社会化”，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，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。
